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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报告:中国网络审查制度如何允许批评政府却禁止 …
发表时间:2018-11-08 13:37     阅读次数:
通过对中国网络审查制度的大规模、多来源数据分析,金加里教授等得出结论:中国领导层允许社交媒体发展,容忍对政府、政策、领导人的批评。中国网民在个体上是自由的,但在群体活动上受到控制。我们意识到,世界各国政府处理同样问题时会采用类似的手段,英国卡梅伦政府曾在骚乱期间对社交媒体进行管制,这是一个近期的例子。虽然作者功力扎实,又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与《外交政策》杂志上此前刊登的《谣言共和国》相比,该论文在中美学术圈和媒体上引起的反响则显得迟缓。《纽约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欧阳斌近期在哈佛大学就该论文对金加里教授进行了采访。《环球时报》今日则刊发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沈逸文章《客观研究中国网络,摘下有色眼镜》,评述了该论文在学术圈内的窘境。中国网络管理部门可能正在实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人类言论筛查行动,我们首次对这一行动大规模、多来源的分析。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一套计算机系统。抢在中国政府发现、评估并审查(从互联网删除)他们视为不妥的内容之前,这套系统在1400个不同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定位、下载并分析数百万的网贴。利用现代电脑文本分析方法,我们在85个主题范围中,把特定时间内被过滤的网贴与未被审查的网贴的实质内容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与通常的认识不同,那些对国家、领导人和政策进行消极甚至刻薄批评的网贴遭过滤的概率并不高。但是,自诩民意代表、煽动社会动员的言论,不论任何内容一概会被禁言。审查部门力图限制任何群体性事件,这明确暴露了政府的执政意图。中国政府有选择地过滤中国网民言论,从其规模和复杂程度来说,这一工程史无前例。美国的社交媒体集于少数网站,而中国(社交媒体)则分布于数以百计的地方站点。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审查责任被下放给这些网站的管理方,如果他们违反政府审查守则,就有可能遭罚款或关闭。为了避免触犯政府规则,每个网站都雇佣了专职审查员,最多的可达1000名。此外,在中央、省级和地方等不同级别,约2万-5万网警和网管办(员工)、约25万-30万五毛党都参与了这项艰巨工程。中国的新闻自由规模在197个国家中与缅甸并列第187位(据2012年自由之家报告),中国的审查工作是迄今最大的。在本文中我们发现,这一机制旨在限制中国人言论自由,同时是一个异常丰富的信息资源它暴露了中国政府(自认的)利益、意图和目标。这是学术和政策研究团体一直关注的话题。跟通常媒体零星报道的领导人的公开活动不同,网络信息可以不间断地获得(对研究有利)。我们用该新信息发展新的理论,以解释审查机制的总体目标,进而揭示中国领导层的一些最基本目标。对中国政府这些目标有多种多样的猜测,但无论哪种假说都缺乏实证分析。所以该信息对于其他很多学术(和实际决策)用途都很有价值。我们得出了一个核心的理论发现:与通常的研究和评论相反,审查机构的目的并非压制批评国家或共产党的言论。必须承认,审查覆盖社交媒体,但我们发现,当中国人对政府或领导人提出尖刻批评时,网帖被过滤的几率并没有上升。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审查的目的是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只要群体性运动已经或可能发生,有关部门就会及时删除网贴。我们在此阐明上述观点,认为它们对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学等很多研究领域会产生深远影响。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先对中国审查制度提出两种假说。然后我们介绍独特的数据源以及富有挑战的收集数据过程。接下来,我们阐明分析方式,给出结果并总结。附录包括编码细节,中文文本自动分析方法,并指出审查行为预示了政府在互联网之外的行动。(与研究政府行动相比)衡量政府的意图更加困难。目前各种研究方式都只能搜集到有限的信息,不足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因为中国政府不是铁板一块。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政府部门、不同的领导或不同级别的政府工作目的千差万别,甚至很难确定一个统一的意图或动机,更不可能进行简单的描述。我们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政府的审查行为中的偏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会透露更多信息,我们可以借此分析官员自己也未必明确的工作目的。第二个理论是我们所说的潜在群体性事件论,即审查目标是联合起来集体表达意愿的人。在民间人士的激励下,他们有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该观点认为,群体表达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就同一问题交流与真实的群体性事件相关。只要言论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就很可能会被审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并不关心网贴的内容,无论内容是批评还是歌颂国家,甚至根本不涉及国家政权。潜在群体性事件也可以在中国政府鲜明的表态中找到依据,即不受政府控制的群体表达无异于派系私斗,并最终会导致混乱和无序。比如,在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新华社社论,称西式议会民主将导致中国重蹈文革的动荡史。同样地,2011年3月召开的第11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称,鉴于中国国情,中国将不会借鉴多党轮流执政的体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中国陷入内乱深渊。中国观察家们常会注意到,中国政府对维稳异常重视,有强烈的意愿通过约束社会关系限制群体性事件。当前的中国政府遇到了大量争端和群体行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称,2010年,中国共发生了18000起群体性事件。频繁地群体事件不可避免地对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观念产生影响。中国政府认为,对横向沟通加以约束是合法且有效的保护人民的手段。上述两个假说相互独立可能都对,也可能一对一错或者全错。但根据我们取得的数据,答案很明确:国家批评论是错误的,潜在群体性事件论是正确的。我们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审查机制放任对中国政府、官员和政策的广泛批评,审查首要针对的是限制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无论这种信息是煽动反政府,还是反对具体的政策,都会审查。如果网上发帖数量激增,且内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如广场抗议),那么审查就会到来。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每个事件中的表态,发现在这些事件中,政府对支持和批评的观点不加区分,一律删除。这表明中国政府相信,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压制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网贴比压制批评更重要。我们在收集海量具体信息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中国政府不希望任何人看到这些信息,因此会竭尽全力阻止别人获取。下面我们我们将讨论审查的种类,数据收集过程,该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我们对数据做后续分析的方法。第二种方式是关键词屏蔽,它防止用户发布含有被禁的词或短语的文本。这对限制言论自由作用有限,因为网民发现自动程序的智商并不高。他们用类比,比喻,讽刺等方式绕过审查。汉语可以为此提供多种新颖的方法,比如替换汉字,可以用同音字或看上去相近的汉子(同形异义字)。比如目田,本意是眼睛-田野,但被魔兽世界玩家用来代指字形相近的自由。同音字方面,hexie这个音经常被写成河蟹,意思是河里的螃蟹,实际上指代和谐,即官方的和谐社会政策。一旦跨过了前两个障碍,文章就能(自由地)在网上发布。审查者将阅读并删除那些不妥的文章。通过研究文献、观察者的记录、与数个政府内部人士的谈话以及对数据的汇总,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内容过滤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工完成的审查者手动阅读文章。自动程序似乎只是辅助。跟防火长城或关键词屏蔽不同,手动审查不会被文字游戏糊弄。因此,这也是最后也是最费力的审查方式,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在很多国家,如美国,几乎全部博客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网站上(脸书、谷歌博客、Tumblr等);中国确实有新浪这样的大网站,但还有很大一部分社交媒体资源分布在无数的单个站点上,比如地方bbs论坛等。这种多元对数据的收集工作造成了逻辑上的挑战。由于网址、软件界面、地方审查官员、网络可靠性、访问速度、使用条款各不相同,审查模式也不同,能对我们的数据收集造成潜在妨碍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幸运的是,中国独特的社交媒体结构也为研究各地对群体表达的监管提供了绝佳机会,因为大量的本地站点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这比在美国还要便利。数据收集面临的最复杂的挑战是,赶在中国政府阅读并删除不妥的内容之前,定位、访问并下载相关内容。此外,对每个帖子进行频繁重访以确认删除的时间。还要在中国很多地方收集数据同时不会影响到我们研究的审查机制,研究也不会遭到制止。最后,在2011年前半年,我们从1382个中国网站上定位、访问并下载了社交媒体网贴。中国社交媒体结构最显著的特就是它有极长的(幂律状的)尾巴(指中小型网站的原创内容)。图1是各网站的样本和中文标识(图片a)以及代表该长尾的网帖数量饼状图(图片b)。图中可见,最大的网帖来源是新浪博客(占总数的59%),百度嗨,华声论坛,四月论坛和天涯。但尾巴还在一直(向更小的网站)延伸。社交媒体网贴涵盖的话题范围太广,以致于全面的随机取样策略很难对单一话题提供有价值信息。因此,我们采取了分层随机抽样设计的方法。我们先选取了85个单独的话题范围,并按照假定的政治敏感性分为高(如艾未未)、中(如计划生育)、低(如流行网游)三档。通过回顾以前的研究、咨询中国专家以及对当下事件进行研究,我们分别在这三档中选取某些特定话题。附录A是完整的清单。审查者们并不羞于公开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发现可以很容易区分(有意的)审查和零星的断电,或是短暂的超时错误。被审查的网页清晰地包含这样的字眼:抱歉,指定的主题不存在,已被删除或正在审核,有时候还会留下有警警和察察(网警logo)的标志。尽管我们搜集信息比审查者审帖快,但他们的效率也体现出了高度专业水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随机收集并分析了2011年9月27日上海地铁相撞事件前后的网帖、2012年4月10日到12日薄熙来事件的网帖和有关谷开来的网帖,以此举例。尽管我们搜集信息比审查者审帖快,但他们的效率也体现出了高度专业水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随机收集并分析了2011年9月27日上海地铁相撞事件前后的网帖、2012年4月10日到12日薄熙来事件的网帖和有关谷开来的网帖,以此举例。我们对上述三个话题范围的网贴进行不间断监控,一共监控9天。(其他范围的审查遵循同样的基本方式)图2表示的是被审查的网贴数的直方图。在三个事件中,大多数的内容过滤发生在原文发布后的24小时之内,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网贴到5天之后才被删除。这体现了惊人的组织能力,它需要战争机器般的精确:不同政府级别、分管不同互联网运营商的领导需要首先做出决断(给出一致意见、直接命令或妥协方案),决定什么内容需要被过滤;他们需要将该决定传达给数十万的个人;然后这支军队需要在大约24小时之内完成绝大多数审查工作。如下所示,我们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领导层的目标,但它忽略了网站的自我审查以及这些内容被我们看到之前已经发生的过滤;它也没有对防火长城、关键词屏蔽或搜索过滤的直接效果进行量化。我们也没有研究现实中暴力的效果,如逮捕博主或进行威胁。尽管各级政府和官员都会对审查什么、何时审查进行干预,但我们的数据有时候并不能让我们对这些信息源加以区分。我们的确无法判断上述局限性的后果,不过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现实中的暴力、威胁以及由此导致的自我审查。尽管我们分析的社交媒体数据包含数百万中国人的意见,涵盖了极其广泛的话题和演讲行为,但那些从未被我们观测到的话题(即网民不敢谈到的话题)可能才是政府认为最要害(或最紧迫的)的部分。最后,过去对互联网行为的研究存在一个可靠的前提网民的社会行为跟现实世界行为基本同步。但是,当前的网络行为已经占据了人类生活很重要的位置,因此今天社交媒体上观察到的思想本身就非常重要不论它能否很好地衡量非网络自由和行为。但无论这个前提是否成立,我们都难以作出这样的论断:我们对中国社交媒体的研究可以用来说明中国的新闻自由或是其他信息传递问题。总体上看,大约有13%的网贴被过滤。如果将所有领域、所有的网贴汇总起来,这一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不大,但它会随着网贴数量和审查力度的变化产生巨大变化。我们发现,网贴的潜在政治敏感性和审查之间的关联性非常低:在低档和中档敏感度事件中,审查率基本一致(分别是16%和17%),仅仅比高档敏感度事件(24%)低一点。当然,单个数据的稳定性不意味着内涵的简单。为了发现审查的深层规律,我们接下来将讨论编码规则、给出核心假设,探讨中国政府可能的审查程序。首先,按分层随机抽样设置的关键词,我们将社交媒体网贴分为85个话题范围。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检查(通过大量人工阅读并借助现代电脑辅助阅读技术)确保其准确性,我们的话题范围里难免(借助任何机器或人工分类技术)存在一些归类错误。我们采用了保守的方法,先做出结论,暂且忽略这一错误的影响。随后,我们进行了反复的筛查(用同样的技术),确保我们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信息。这种归类错误可以看做是系统性错误,但迄今为止,所有数据(扣除错误后的数据)都依然支持我们的结论。两个(含)以上的人,受到参与者而非官员(或官方代表)的鼓动、控制,追求特定目标的行为。我们的潜在群体性事件原则上包括任何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事件,但是为了保守起见,并确保编码规则清楚明确且可以重复验证,我们将增加3个归类条件:a)作者参与了抗议活动或有组织的人群;b)网贴与曾经组织或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个人有关;c)网贴与曾经引发抗议或群体性事件的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我们把上述规则给两位熟悉中国政策的人看,要求他们对87个话题分别进行编码(每个话题都曾导致中国网民的发帖量爆发),并将其归入上述的5个范畴中。两名编码者独立工作,各自对这些事件进行归类。编码结果证明,两位编码者的一致率是98.9%,即87个话题中的86个归类都相同。唯一不同的话题是方滨兴(防火长城的发明者)遭扔鞋事件。这一事件既导致对审查者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群体性事件,因为有好几个人一起向方滨兴扔鞋。我们最后决定将该事件作为批评审查者的例子,不过不管它怎么编码,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结果。因为我们估计,无论它归入哪一类,都会遭到审查。中国政府审查的确切运作程序当然无法观测。但是我们约谈了接近审查机构的人,以及内部人士,我们相信我们的编码规则可以视作接近真实程序。(事实上,在文章的一个草稿公布后,我们收到的反馈证实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手动确定话题范围,用关键词对网贴进行归类,并通过统计发帖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自动甄别网贴数量爆发。某些情况下,对谈论现实世界事件网贴的过滤可能发生在事件真正发生之前因为审查者会被秘密告知某事将要发生(比如对某个异见分子的逮捕),而这件事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为了研究这一模式,我们引入了审查强度的概念,即数量爆发期内被审查(删除)网贴的百分比减去数量爆发期外所有被审查(删除)网贴的百分比。(基本比率在不同的话题范围中变动很小,如下图所示,没有造成天花板或地板效应)。这可以证明中国政府网络政策之严厉,因为在网贴数量爆发期间进行审查明显更加困难,网帖数量更多,时间更紧迫,且没人预先警告什么时候会出事。表3的a直方图似乎支持我们的假说。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数量爆发的审查强度集中在0附近,但有一条显著的长尾(坐标轴左侧没有相应的长尾,即很少有审查比率在重大事件期间下降的案例)。显然数量爆发往往伴随着审查强度的大幅提高,即使跟接下来的6个月相对比也是如此。首先来看图3的B列,其审查强度的分布与A列一样均匀,并按时间类型显示。结果很明显:与群体性事件、批评审查者和色情(分别是红、橘红、黄色)相关的事件基本都在坐标系的右边,表明审查强度很高,而关于政策和新闻的事件基本都在坐标系的左边(分别是蓝、紫色)。群体性事件的审查强度平均是27%,而政策和新闻的平均审查强度分别是1%和4%。[横坐标(删除率)基本上数值很小,约为3-5%,上下波动幅度不高。]第二,我们列出审查强度最高和最低的事件案例,在图4用相同的颜色标注。群体性事件可能性最高的事件包括内蒙古牧民被运煤车撞死事件、增城孕妇遭保安殴打引发民工骚乱事件、艾未未被捕、抚州征地爆炸案。明显的是,群体性事件可能性最高的事件根本与政治无关:日本地震和核电厂事故发生后,浙江出现谣言,称碘盐可以抵御核辐射,于是民众抢购食盐。这个谣言没有科学依据,也和国家无关,但却遭到了严格的审查;原因大概是政府认为在某些地区出现了群体性的情绪失控。实际上,我们发现地方网站对碘盐谣言审查要比全国性网站来得严格。[在图4的两个相关事件中,社交媒体的新闻和讨论中经常会添加色情内容,以吸引眼球。]与我们的潜在群体性事件防范论结论一致的是,一些审查最严格的事件不是对国家政策的批评或讨论,而是可能引发群体聚集的地方性群体表达自己的看法。一个例子是,温州的一个当地网站出现了一些网贴,声援环保人士陈飞。陈飞力挺用于保护当地环境的环保彩票。虽然陈飞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但是,所有关于他的网贴都被当地网站删除了,原因有可能是他过去组织过群体性活动。2000年后,陈飞建立了绿色环保志愿者协会,拥有超过400名注册会员,创立了中国首个无塑料袋村庄,最终推动了关于使用塑料袋的立法程序。所有被标记为可能发生群体性活动的事件中,事件内的审查比事件外的审查更为密集。另外,平均来看,这些事件比其他事件的审查率要高得多。这些事实与我们的分析一致,即,审查者会主动搜寻并删除那些与可能发生群体性活动事件有关的网贴。不过,我们想进一步分析审查的不同力度:虽然我们已经采取了定量分析,但显然,可能发生群体性活动中的某些事件要比另一些事件敏感性高得多。因此,通过分析个别事件,可以看出,审查程度低的事件,其发生群体性活动的可能性也较低。以下举例分析。动画电影《功夫熊猫2》上映时,关于电影种族歧视的抗议出现了言论的数量爆发,但这导致发生大规模抗议的可能性显然极低。另一个例子是钱云会事件,这位浙江农民带领村民抗议当地政府征地补偿不公,后来被卡车压死。钱云会遭遇的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我们调查以前。在我们调查期间,钱云会的遗属为了争取赔偿又引发了一次热点,但这一事件的网贴数量爆发更为集中、事件本身对无关人员的煽动性却较低。最后,我们给出三类事件更为详细的一些例子,其中每一类事件都基于某一话题领域的随机网贴。首先,图5给出了4个例子,一开始都是审查力度很低,然后相关言论突然出现数量爆发,审查强度也就随之增加。无论是删帖的绝对数量,还是删帖占所有网贴的比例,都是非常高。4张图表(还有其他例子,本文无法一一列举)的结论很明显:中国政府在言论数量爆发期会加倍投入审查。第二,我们在表6中给出4个话题,这4个话题都至少导致1个话题数量爆发期,但没有遭到审查。其中包括重大而富有争议性、具有潜在煽动性的话题,计划生育、教育改革、腐败和电价调整,但均与地方性的示威游行无关,所以,审查强度一直非常低。最后,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呈现出图5和图6的趋势。两种模式如图7所示。这些话题包括色情内容(坐标a)和对审查者的批评(坐标b)。这些话题的特点是,6个月内其审查强度始终很高,并且,没有在数量爆发期增加审查强度。美国政客将色情内容视为挑战国家的道德操守,中国领导层也将其视为腐蚀年轻人身心健康的产物,并且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总之,必须对其进行审查。更令人惊讶的是审查者的不当行为:他们允许中国人批评任何一位政治家,但不允许批评审查者自己;允许批评每一项政策,但不允许批评言论审查政策本身;允许批评每一个项目,但不允许批评他们自己的项目。就算是用中国自己的牵强理由来看,图7所示的结果仍可称得上是惊人之举。我们的最后一项测试是比较删除的网贴和未删除的网贴的内容。国家批评防范论认为,批评政府的网贴都会被删除,无论它有没有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相反,潜在群体性事件防范论认为,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网贴都会被删除,无论它是批评或赞扬国家;而那些无关群体性事件的网贴,无论对政府是褒是贬,都不会被删除。我们首先分析特定的事件,然后从所有的事件中随机抽取网贴。关于群体性事件,我们精确选择了艾未未被捕、内蒙古抗议、抚州拆迁爆炸事件。图8的坐标(a)呈现了每一个事件中删除网贴的比例,其中,批评政府的用红色表示,支持政府的用绿色表示;纵坐标是95%置信区间。显而易见,无论网贴支持或反对政府,删除率都很高,平均是80%。虽然常识认为删帖是为了过滤批评政府的声音,但测试表明,批评政府的网贴的被删概率并不比支持政府的网贴高。这支持了群体性事件防范论结论,并与国家批评论相悖。为了检验以上结论的普遍有效性,我们从所有数量爆发的主题中随机选取没有群体性活动可能性的网贴。图9显示的结论与图8一致,群体性活动可能性高的事件删除率也高,无论网贴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而新闻和政策性事件的网贴删除率较低。同上,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态度对删除率影响不大,而与群体性活动的关系则很大。最后,我们列举几个中国社交媒体的网贴内容。首先,我们举出两个无关群体性活动可能性的网贴,虽然网贴内容都批评了政府和领导人。例如,以下网贴直接进行了人身攻击,点名当地政府:这是一个漠视生命的市政府[陕西省榆林市]、一个官员横行的市政府、一个没有公正的市政府,一个低级趣味的市政府,一个包二奶的市政府,一个为钱不要脸的市政府,一个为个权不要人格的市政府,一个没有血性的市政府,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市政府,一个出尔反尔的市政府,一个忘恩负义的市政府,一个不要子孙后代的市政府,一个什么怪事都出的市政府,一个什么的市政府,只要你想到的就有可以提倡人民自愿节育,但让人断子绝孙的强制节育,搞30年已是忍辱负重,不能形成路径依赖,将不得已的临时性恶政无限延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计划生育是农民最痛苦的暴政。虽说是必要的恶,却是世界少有,遭到世界舆论的广泛谴责,实在不该以此为豪。我一直将中国的近代史视为一场改良与革命的赛跑,在清末的大赛场上,最终革命跑到了头,改良的一切设计,在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后成了废纸。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了一个甲子仍未兑现。当今中国社会缺乏诚信,要从毛泽东开始问责。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在8964事件后被长期搁置近年所谓党主立宪之说,也是主流学者为维系一党执政地位所做的政治设计。这些网贴既非特例,也不反常:我们的数据库中还有几千条负面网贴,包括所谓的敏感主题,例如天安门事件和一党执政,并没有瞒过审查体制。证据表明,审查者无意阻止这些网贴的出现。相反,他们注重删除关于群体性活动可能性的网贴,无论是否牵涉到中国领导人或政府的政策。为了强调以上论点,我们给出两个有关群体性事件可能性的网贴,这两个网贴都支持政府,但却很快遭到删除。在抚州爆炸事件中,政府删除了这个网贴,虽然它明确谴责钱明奇,并褒扬政府在动迁过程中的工作:爆炸案造成他本人和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死亡的悲剧,即使钱明奇在微博里所称拆迁造成的个人损失是属实的,我们也应谴责他的极端报复行为政府在连续出台保护被拆迁者利益的政府法规,媒体也在为公平对待被拆迁者大声疾呼,各地拆迁补偿款上升速度,大多高于商品房售价上升速度,在不少地方,补偿款已经足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湖北省巴东县委宣传部都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新闻通稿称,冉建新在担任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常委书记、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征地拆迁、工程发包等事项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涉嫌受贿犯罪。证据表明,中国的领导层允许社交媒体发展,允许对政府、政策、领导人的负面、正面批评。因此,政府的政策有时被职责为非常糟糕,领导人脸面无光,这和民主国家的民选政客并无二致;不过,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丢脸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位子,只要不发生群体性事件政府以外的权力控制群众的行为。可以说,中国人在个体上是自由的,但群体上是受控制的。通过分析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不同的敏感话题,本文表明,在某些领域,地方政府可以独立行事。另外,我们的分析明确地揭露了政府的意图,展现出各级政府的意图差异。我们分析了社交媒体和言论审查的实际内容,这有助于揭示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例如,民族主义的呈现是否会限制政府的外交活动?最后,中国的审查机制可以被视为一种建设性机构。Nathan(2003)将其视为威权政府弹性机制的一部分,或可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化和长期执政的秘诀。我们分析了中国审查机制的主要目标,揭示了中国网民的关注点、中国政府的意图和目标。虽然我们只分析了不同时间段的85个话题,但这种分析还可以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在传统媒体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审查行为或可预示政府在线下的下一步行动,为政府政策和商业活动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提供启发。如果说审查行为是衡量政府意图和意愿的一种手段,那么,考察审查行为就可以为预测政府行为提供一些线索。我们就此进行测试。不过,中国政府的大部分行为都是针对外部事件的评论或反应,都可以事先预测。困难的是那些无法预测的事例,我们在此挑出其中与群体性活动可能性有关的事例进行研究。接着,我们要确定审查行为能够提前多久预测(突发)事件。时间间隔必须足够长,以显示审查行为的存在;但也不能太长,以防数据波动淹没了审查者的干预迹象。我们选择5天为合适的间隔,这不一定准确,但不影响我们此处的数据。因此,我们架设中国当局预先5天采取行动,并且在审查模式上可以体现出这一迹象。在图11的坐标a中,我们来观察艾未未被捕事件。纵坐标是被删除的网贴比例。灰色区域是从(我们假设的)采取行动的日期到艾未未真正被捕的日期。我们从新闻媒体中无法得知艾未未即将被捕。蓝色线段是实际的审查力度,红色线段是根据此前的数据推算出来的趋势。4月3日红线与蓝线的差距是我们的粗略估计;如果政府没有特别行动,实际的审查力度应该是将近10%;但最终的实际审查力度是预估值的两倍。为了证明这不是偶然现象,我们选取了任意5天间隔,均没有出现如上反常现象。我们用这个方法再来验证图11坐标b的南海事件。南海的石油勘探导致北京与河内关系持续紧张,审查率暴增。根据媒体报道,冲突一直持续,直到6月25日两国突然达成和平协议。我们再度随机采样,证明这一反常现象绝非偶然。最后,我们来看薄熙来事件。薄熙来的父亲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薄熙来被认为是2012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八大的新一届常委热门人选。可是,他的政治生命却突然终止。2012年2月6日,王立军逃入成都的美领馆。四天前,王立军刚被薄熙来免职。王立军揭发了薄熙来参与谋杀英国公民的秘密,然后,薄熙来被免职。由于事件反常地揭示了中共高层内部的分歧,我们专门来分析2月2日王立军被薄熙来免职的事件。据称,王立军与薄熙来就海伍德之死发生了冲突,引发薄熙来采取行动。我们的分析如图11坐标c所示,王立军被免职以前的审查力度趋势与实际的审查力度差距很大。王被免职以前,媒体没有任何透露的消息。同样,我们做了验证测试,证明这不是偶然现象。这三个事例都证明了我们的结论,但我们是事后分析,且只有这三个例子,所以,还需要对审查率和可预测性之间的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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