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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是谁的主意?

中共一大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是谁的主意?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更是提交了名为“关于在‘双一流’建设中规范高校人才队伍流动”的提案。

中共一大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是谁的主意?

  李达1933年李达妻子王会悟在北京。

李佳翻拍李心天在北京的家中。李佳摄李达校长在工作。

一鸣摄  ★中共一大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是谁的主意?  ★《社会学大纲》为何被定为全党干部学习教材?  ★一家人颠沛流离生活穷困之际收到何人神秘汇款?……本报记者专访李达儿子李心天,解读历史——  4月28日,在李心天位于北京海淀黄庄小区的家中,记者采访了这位87岁的老者。

他的父亲李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被称为共产党的哲学家,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中国理论界的鲁迅”。

李达与夫人王会悟育有三个子女,大女儿李心田日寇侵华时在战乱中病逝,小女儿李心怡已去世,唯一的嫡亲儿子李心天,曾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医学心理与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是我国医学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1966年,李达身陷文革风暴,当年8月去世。

1993年,王会悟也在北京去世。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的决定。1996年9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指示,李达的骨灰从武昌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宝山公墓一室。  对那段过往,老人不愿多提,他拿出学习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永远的丰碑》,提醒记者关注:“这本书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牵头编的,这里面关于父亲的提法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停顿良久,他闭上眼睛,陷入了回忆之中……    中共一大  谁租的船?  1921年7月30日子夜。由于法国巡捕闯进了会场——李汉俊家,中共一大会议闭幕式已不可能再在李公馆举行了。代表们汇聚在李达家,意识到上海不可久留。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了个好主意:到嘉兴南湖去!这位23岁的王小姐挑起了重担:带领代表们从上海来到嘉兴,安排代表们在张家弄鸳湖旅馆歇脚,租了一条“单夹弄”的画舫作为中共一大闭幕式的会场,订了一桌中饭,坐在前舱为会议望风,她还借了两副麻将,以遮人耳目……  这是后人对中共一大参与者和见证人王会悟的描述,这位幕后女杰的红色传奇之旅,由此开始。在后人的还原中,一大会务和保卫工作,被认为是由她一人前后操办,但李达与王会悟的儿子李心天,不这么看——  记者:这段历史似乎已成定论——当初因为您母亲的临时起意,中共一大得以顺利闭幕?  李心天:最近作家文摘登了一篇文章,茅盾之子韦韬在《我的父亲茅盾》一书中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是我母亲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茅盾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孔另境的后人孔海珠撰文探究,我的母亲王会悟与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很熟,她们商量可以转移到南湖。具体借船人是孔德沚的弟弟孔另境,茅盾对这事也是知情的。我认为这段描述,是更接近史实的,借船当然不是母亲一人的主意。不讲,是不想连累别人。  记者:您的母亲与茅盾一家是什么关系?  李心天:我的祖父王彦臣是茅盾的塾师,也是远亲,母亲是茅盾的表姑母。  记者:您的母亲是怎样的人?  李心天:她很直率乐观,非常低调,很多事不讲,是不想连累别人。她还非常能干。父亲和陈独秀创办平民女学,初级班主要是母亲管,她教学员钩针做衣服、帽子,都很拿手,教她们半工半读、自立自强。我和姐姐、妹妹3人在上海都没有出去上学,也是母亲在家教导。  毛泽东赞誉  《社会学大纲》  因中共一大,两位湖南籍年轻人——李达与毛泽东结识,从那时起,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实践者开始了长达40多年交往,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邀请,携王会悟及女儿去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主持教务。王会悟在该校所属补习学校教英文。两人与毛泽东、杨开慧同住清水塘一个多月。  1937年5月,李达倾心写作的《社会学大纲》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后,他立即将书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本书爱不释手,读了多遍,并做了很多批注,合计约3500字。1948年,毛泽东指示中原新华书店再版《社会学大纲》,作为全党干部的学习教材。而在此之前,毛泽东还曾把“李(李达)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指定为党的高级干部六种必读材料之一。  读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在给李达的信中,毛泽东赞他是“真正的人”。而这本书正是1933年全家迁至北京后,李达在一间四合院内完成。那几年全家生活较安定,夫妇以王会悟的笔名“王啸鸥”组建笔耕堂书店,编辑、出版、发行只有李达夫妇两人,自己出钱、自己买纸、自己托人代印,冒着极大的风险,大胆又巧妙地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李达跟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打口水仗,这位“红色教授”很快红遍中国……  记者:一大后,怎么辗转到北京?  李心天: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那时我的姐姐心田、我及妹妹心怡都已诞生,一家5口人连夜坐日本商船从长沙到上海。1931年“九一八”后,白色恐怖愈演愈烈,1933年我9岁那年,一家人搬到了北京。  父亲在北平时很受学生欢迎,他讲马哲、辩证法,被学生称为“红色教授”。说起来,我还有个小名叫“赤球”,1936年逃到家乡湖南时,我才得知这个名字的深意:“红遍地球”。